四、动因与意义的更进一步分析汉唐间禄秩等级到文武散阶的发展，以上的描述勾勒出有一幅概貌。读者能深感这个描述有其尤其的权衡，某些事实被置而不论，某些事实只是约略言，某些事实则获得分外的注目。其原因则在于我们采行了“品位-职位”视角，这就是描述时的权衡原则。

而且，上一节采行了尽可能简练一些的笔调，而把更进一步的分析留下了本节，这样层次可以确切一些。本书的目的，是探究有所不同的分等类型与官僚的“服务倾向”和“欲求倾向”的相互关系。

为此，我们首先论证了周代官员等级制是一种“品位分等”的制度，卿-大夫-士的爵级及“命数”等等包含的等差，乃是从归属于官员个人的身份等级，这是其时贵族政治的内在部分。这样，在阐述“汉代禄秩等级之从归属于职位”一点时，对帝国时代的官僚等级制始于于“职位分等”意味的禄秩，“品位分等”性质的散阶制反在其后，就不致心存疑窦了。因为轻“品位”的爵禄之制为已先期演生，这与学者如下阐述并无二致：较早于经常出现的官员等级制多科“品位分类”。

周代的封建制、宗法制和贵族制，要求了当时的官员等级制必定是以身份为基础的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为“品位分等”。这时的贵族官员阶层享有根本性的自主性，君主对其权势利益的予取予夺能力，较之后世是非常受限的。秦汉的禄秩等级一度显露出“等级从归属于职位”的鲜明特点，这显然十分发人深思。

我们紧紧抓住“从稍食到月俸”这一线索，说明了了秦汉禄秩作为“吏禄”的来源与性质。也就是说，禄秩等级制的最重要来源之一，是“略为取食”这样的东西；而昔日的“略为取食”是对胥吏阶层的酬报，因而“吏禄”的扩展也就是文吏群体的扩展。战国的专制官僚制化，一度造成了“天地一大变局”。

商鞅、韩非所主张的“犹治国”也就是“以吏治国”，“吏者追法者也”。学者曰秦帝国“君民不爱恋，块然循于法律之中”，从而大异于“后世繁文缛礼之政”。秦以“刀笔吏”清领天下，这种“文吏政治”与后世“士大夫政治”显然大异其趣。

“士大夫”阶级已是一个享有很深文化根基和社会根基(有无与“绅士”阶层的关联而言)的官僚群体，已享有相对于专制皇权的非常自主性。汉承秦制，仍然视官为“吏”。其时自佐史至三公均故称“吏”，我们实在这大有诗意。汉儒曾痛心疾首于“王侯三公之贵”而被朝廷“如时逢犬马”、“如时逢官徒”，于是以体现贵族的坐享天禄、安富尊荣已是明日黄花，专制君主以“吏”的形象为臣僚定性、定位，他们不能在专制权力之下俯首帖耳，听凭其地方官吏、迁黜和宰割。

对官吏的权益、地位和荣耀，统治者常常漫不经心。职此之由，此期官吏的酬报和等级，之后透漏出有了更好从归属于职位的色调；此期的官僚，之后表明出有了更加浓烈的“服务倾向”。如艾森斯塔得所论，这种倾向往往对应着享有“铁腕”的专制皇权[57]，对应着他对官吏的无情支配，官僚由此变为卓著效能的行政工具，而且没能与某个特定社会阶层创建起类似的联系。

秦汉的文法吏显然很不似这种情况，他们未表明出有特定的社会来源，与后世士大夫儒生和绅士阶层的情况，显著有所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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